中河资产 他介入地方工作后, 过早站队, 干预司法, 此后多年里职务起伏过大

1967年初，随着上级让军队介入地方工作，不少部队将领的命运也发生了改变，本可以盖棺定论，却引来争议，像冼恒汉、刘贤权等。

说到刘贤权，是在特殊10年里被提拔起来的将领，按照他的资历和职务来说并不“起眼”，却是少将中最早参与军委日常工作的将领。

在他几十年的革命履历中，可能争议最大的来自主政青海时期留下的。

支持一派压一派

按照当时全国的形势来看，各地在运动中分为很多派的群众组织，后来逐渐形成为两大派。根据指示解放军支持哪一派，哪一派就是革命组织，反之是被打压的对象。而当时的造反派在新形势下成为主流派，不少人不假思索地支持，从而加剧群众对立。

“八一八”是造成地方工作瘫痪的源头，围攻省委，联合40个群众组织夺权。

当部队介入后，刘贤权明确表态支持“八一八”，列出7条理由。“八一八”派们得到部队的支持，无疑更加有恃无恐。

他的表态是个人行为，还是军区党组织决定。根据资料显示，省军区召开会议只是研究，只是刘个人非常坚决，其他常委认为等等看，没有形成统一的认识。

一方得到支持，另一方自然就成了被打击的对象，不仅造成武斗升级，也造成冤假问题的产生。同时也为不久之后的流血事件埋下隐患。

跳出历史的局限性来看，是非对错一目了然。可在当时的环境下，他们是按照“解放军应该支持左派广大群众”的号召来办的，从执行上在当时是没问题的，也是积极的。如果说要承担责任，应该是盲目执行来错误路线导致，这样的情况不仅出现在他身上，不少军队干部在介入地方工作上都有支持一派、压一派的情况。

当然，也有一些军队干部介入地方后，没有离开战队支持任何一派，而是让他们坐下来谈，消除派性，尽管解放军在制止武斗中有所代价，但避免群众组织对立的问题，为接下来开创一个好局面。不过，这在当时属于少数。

干预司法

新中国成立后，虽然国家法律法规不断完善，但在五六七十年代更多是人权代替法律。像“八一八”去群众组织的司机王进修违章开车压死人，按说应该按照法律来处理，可在那个时代主要负责人的一句话甚至凌驾于法律之上。王进修被抓起来后，刘、张等人让人强行释放，甚至在万人大会上给王进修佩红戴花。

受害者是省人民医院的卫生员，王在游行时将对方碾压致死，按照法律责任应该被逮捕，结果不仅没有受到法律制裁，还被当作英雄对待，加剧了两派群众组织的对立情绪，同时对法律的践踏也是毫无顾忌。

作为主持青海支左负责人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没有秉公处理，反而干预司法，让人有些唏嘘。

因地方情况加剧，西宁驻军部队对“八一八”控制的《青海日报》进行军管，在对峙中造成流血事件。省委第二书记王召被无辜扣上幕后主谋的帽子进行处理，对赵永夫副司令进行审查，在主要负责人的授意下，省部级、厅级干部被扣上政治帽子将近百人。

在发生流血事件中，刘贤权被暂时隔离，作为前线负责人的赵永夫承担责任。赵永夫后，上级让刘贤权出来处理工作，并全面接管青海工作。或许在处理这起重大事件中，他的快速处理，使得上级在1968年将其调去北京工作，到军委办事组政工小组当组长，相当于总政主任。

因为1967年，总政无法办公，政工小组全面接管总政工作 ，可他不适应上层的工作，很希望抓一些具体工作，因此又兼任铁道兵政委、司令等职。从1968年到1975年的7年里，无论是办事组，还是军委办公会议，在不同时期都是处理军委日常工作的机构，而他一直是成员之一。

从过去负责地方工作，到参与军委日常工作，并主持一个兵种的工作，使得他在特殊时期很重重用。直到1975年，受到冲击后，上级将其下调到济南军区担任副司令，等于是职务回到1968年之前。

1977年他的职务又迎来变动，从军区副司令改为军区顾问。是巧合，还是身体原因，年龄大小问题？因为这一年展开拨乱反正工作，不少干部在过去工作中出现的问题，也是被进行处理的，严重的直接审查，情节不重的或许不放在一线。从哪一点能佐证呢？1988年，上级进行军衔评定工作，对过去退下来的老将领，授予红星奖章。

他的条件够授予一级奖章中河资产，但授予二级。关于授予一级还是二级的官方解释： 1965 年 5 月 22 以后受降职、降级或者撤职处分的军队离休干部，授二级红星功勋荣誉章。也就是说，被低授二级红星功勋荣誉章的开国将军们，曾受到过降职、降级或者撤职处分，经历过和平时期的人生波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