配资分析工具 开国少将王扶之回忆老首长黄克诚

黄老永远活在我心中

—纪念黄克诚大将诞辰一百周年

王扶之

1986年12月，我任乌鲁木齐军区副司令员时，到北京开会，听说黄老病危，住在301医院。我怀着极其沉痛的心情去看望他。此时，他已处于半昏迷半清醒的状态，我走到病床前说:“老首长，我看您来了!”我的话音刚落，他马上很清醒地对守护在他周围的人说:“王扶之来了!”我激动得几乎流下眼泪，连声应道:“是我，是我，王扶之!”他对我太熟悉、太了解了啊!看到他病成这个样子，我十分悲痛。我的老首长啊，您还能再叫我多少声王扶之呀?12月28日，噩耗传来，黄老辞世而去。他的逝世，使我失去了一位最尊敬的老首长。1987年1月初，我专程从乌鲁木齐赶往北京，到301医院向黄老遗体告别，并参加了1月7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黄老追悼大会，追悼会后，我们一些老同志与中央办公厅、中纪委负责同志一起，护送黄老骨灰去八宝山安放，向敬爱的老首长做最后诀别.

今年，是他诞辰一百周年。每当我回忆起同他在一起的日子时，总是伤悼难耐，心潮久久不能平静，有时竟情不自禁的潜然泪下。

黄老的一生，是战一斗的一生，革命的一生，光辉的一生。他那实事求是、光明磊落、表里如一的高尚品格;他那高瞻远瞩、深谋远虑的战略眼光;他那艰苦朴素的美德和为革命精打细算的廉洁奋斗精神;他那关心群众、爱护群众、依靠群众、紧密联系群众的思想作风;他那赤胆忠肠为党为人民无私无畏、坚贞不屈、刚直不阿、顾全大局、忍辱负重的光辉形象，永远铭刻在我心中。我是黄老的老部下。1937年黄老由军委总政治部组织部调到八路军第一一五师三四四旅任政治委员时，我在三四四旅六八七团任测绘股长。从这时起，直到1946年春，近十年时间，我一直都是在他的麾下战斗、工作和生活着。特别是1941年到1943年的两年多的时间里，我在新四军第三师司令部任作战参谋和通信股长时，他是师长兼政委，我与他朝夕相处，在他的直接领导指挥下，行军、打仗、工作和生活。他对我的教诲和影响很深。他是我特别尊敬的老领导，也是我作战、工作、生活等方面学习的楷模。可以说，我是在他的亲自培育和帮助下，逐渐成长起来的。

我对黄老一生中为革命所创建的丰功伟绩并不完全知晓，仅我所知道的也很难用笔墨一时书尽。现就我亲身所经历过的几件印象较深的事作些叙述，以表怀念。

一身清白节俭治军

黄老一向是清廉律己的。在新四军三师，在他战斗过和工作过的单位，尽人皆知黄老是克勤克俭、严以律己、廉洁奉公的楷模，节俭治军的名将。在苏北，新四军三师的军服比较特殊，上衣没有翻领，没有兜盖，裤子宽大的中式肥裤腰改成西式窄裤腰，军帽没有围圈，这是黄老为克服布匹困难节省用布想出的办法)三师人员打篮球有个习惯，就是把鞋脱掉，打着赤脚上场，这是黄老怕把鞋磨破而提出的号召。当时苏北物资比较困难，发一双鞋很不容易啊!1942年以后，苏北抗日战争形势日益严峻，物质生活条件也日趋困难。黄老在指挥苏北军民与日伪军作战和国民党顽固派进行斗争的同时，领导大家开展增产节约和大生产运动。几乎每天晚饭后，他都用脸盆到河边去舀水浇菜。他年岁比较大，身体又不好，还是高度近视眼，端着一盆水，深一脚浅一脚，颤颤巍巍地从河边走到菜地那吃力的样子，使同志们深受感动。他的以身作则，更加激发了大家的生产热忱。在他号召和亲自带动之下，全师机关、部队和苏北政府齐出动，大生产运动搞得热火朝天，并取得很大成绩，部队生活得到改善，缓解了物资供应困难。按当时的资料统一汁，3师许多单位在日用品、办公费、油盐、菜金、衣服等方面做到了自给或半自给。全师减少开支占总支出的1/3，财政收支达到平衡。

“文不贪财，武不怕死”，则国家富强，人民幸福。黄老就是不贪财、不怕死、文武双全的有气节的共产党的好干部。然而，在庐山会议之后，他却被诬蔑为“贪污分子”，遭受了18年的不公正待遇。

1959年8月庐山会议结束之后，黄老于17日回到北京。18日，中央军委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扩大会，批判彭德怀、黄克诚的“反党”活动。据说，第一次会议参加人数不多，尽管揭批的火力相当猛烈，但彭黄据理争辩，决不低头，说什么也不接受这顶“反党”的帽子，会议僵持不下。根据毛主席关于军委扩大会议还要扩大的批示，决定将彭黄分开揭批，用熟悉彭黄的人来揭批。这样，第二次会议扩大到2000余人。批判黄老的会场设在中南海国务院礼堂。我当时在第三十九军一一六师任师长，我奉命参加了这个会。在会上，我无可奈何，只好硬着头皮坐在那里，默默不语，心中焦灼万分，疑虑重重，无能为力地观望着那场极不公正的批斗会的发展。有人揭发他“反党”，有人说他是“怕死鬼”，还有人说他是“杀人犯”。黄老仍以强硬的态度拼力辩白，他说:“说我有错误，我承认，说我上山后同意彭德怀的意见我也承认，说我对毛主席有意见也是事实。但，我黄克诚革命几十年，从没有反过党!”这时，有人揭发他说:“三师从苏北北上时，用牲口驮了几垛子银元和金条，都去向不明，是被他贪污了。”这个“揭发”，像扔出一颗炸弹，会场一片哗然。有人大喊:“黄克诚艰苦朴素、廉洁奉公都是假的，他是伪君子，是大贪污犯”。我听了这些人的话，感到既可笑更可卑。可笑的是黄老个人生活俭朴与他为给革命节省每一文钱而呕心沥血等事迹，早已传为佳话，可到了这个时候，却成了大贪污犯;可卑的是那些揭发他的人，过去都曾是为他的艰苦朴素而大唱赞歌的，可是到这个时候，怎么却一反常态，把他说成是大贪污犯呢?怎么居然不顾事实，朝一位蒙冤者头上再大泼污水呢?对此，黄老只说了两句话:“关于黄金问题你们可以问翁徐文同志，他最清楚;我是清白的，让历史去作证吧”。后来经查证，这批金银的来龙去脉清清楚楚，每笔开支的单据、账簿都完好无损的保存着。由此，黄老才得以解脱被诬陷的“贪污”罪名。

正确运用革命策略争取中间势力

抗日战争开始后，我们党根据当时民族矛盾成为主要矛盾的形势，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把积极争取中间势力当作党的重要任务明确地提了出来。黄老对我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争取中间势力的重大意义有着深刻的认识，我从他所赋予我的一项特殊任务中，深切地感受到他对这一政策在实际斗争中，掌握运用得非常之好。

那是1942年底到1943年春，伪军先后纠集2. 5万余人，分四路采取分进合击的战法，由南向北，由西向东，对盐阜区进行了大“扫荡”。为避开日伪军进攻的锋芒，师领导决定，副师长张爱萍统一指挥第八旅第二十三团、二十四团，第七旅第二十一团及各县大队、总队等地方武装坚持内线作战;黄老率第三师机关、地方党政领导机关及主力部队向“扫荡”圈外转移，进行机动作战。师直及党政领导机关要从阜宁出发，过射阳河转移到阜东地区去。而向阜东转移，必须经过射阳河北岸阜宁以东的华成公司所在地。该公司是一种植棉花的企业，控制华成地区大片土地和要道，其总经理姓张，是四川人。他掌握着一支武装队伍，同日伪军、国民党和我军三方面均有联系，在三方中间周旋应付，却不从属于任何一方。黄老对这个第三势力非常重视。当时师司令部驻在阜宁孙河庄。为争取这位张总经理，黄老把我叫到他那里，指示我到华成公司去做争取张总经理的工作。他给我讲了我党争取中间势力的政策，分析了中间势力的特点和争取的可能性。他说，张总经理是爱国的，是可以争取的，你必须:

(1)申明抗日爱国的大义，解释我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

(2)宣传我军爱护人民，为民族、为人民的解放而斗争的宗旨和秋毫无犯的铁的纪律;

(3)明确表明我们一定维护他的利益，保护他的公司的态度，希望他能同我军合作，保证我军此次转移时顺利通过他的防区，不走漏风声。

黄老还说，态度一定要诚恳，工作要耐心细致，政策攻心。他还拿了两支最好的德国造20响驳壳枪让我转送给张总经理。黄老交待完任务后，我稍作准备即带了几名侦察员，肩负重任来到华成，按照黄老的指示，对张总经理进行了解释和说服工作。果如黄老所料，张总经理深明大义，明确表示愿意同我军合作，同意我军从他的防区通过，并约定好部队通过的时间和注意事项。他痛快地收下了两支20响。

我在华成公司工作了一周时间，做好了师直机关渡河前的一切准备工作。我顺利地完成了争取张总经理的任务后，回到师部向黄老作了汇报。时不宜迟，黄老立即命令机关和部队于翌日夜，即按约定的时间行动。当师直机关从华成公司通过时，公司的武装在他的防区敞开了一个大口子，让我们通过，渡过了射阳河，并在我们通过的沿路站了岗哨，以防不测，使我们得以顺利地转移到阜东地区，按预定的计划到达了目的地。自此之后，我们在执行侦察任务时，得到过张总经理的很多帮助，他多次给我们提供有关日伪军的情报。我们与张总经理也常来往，结为好友。他断绝了同日伪的联系，与国民党的关系也疏远了。

对于苏北的伪军，黄老有很清楚地了解和深刻地认识。他指出，苏北伪军大都同顽固派有联系，有不少就是韩德勤根据“曲线救国”的理论派去的。他们同顽固派联系密切，但同日军有矛盾。日军不相信他们，驻地同伪军分开，怕伪军反叛他们。伪军对新四军的态度也不尽相同，多数是积极反共的，这是我们坚决消灭的对象;有的为了给自己留条后路，在某些时候某些事情上表现出灵活性，这是我们可争取利用的。黄老对伪军采取了灵活的策略。我亲身经历了这样一件事。

涟水县境内的五港日，是苏北抗日根据地盐阜区与淮海区的交界处的要道。伪军在这里设立了据点，建起一座炮楼，对我军行动妨碍颇大。黄老有意将这个据点争取过来，使其为我服务。

遂决定派我去做这项争取伪军据点的工作。对于如何执行这项任务，黄老交待得特别认真细致。他明确指示，首先要摸清据点的详细情况，主要把据点的主官的工作做好;宣传抗日爱国思想和我党我军的政策;讲清整个抗日斗争的形势与前途。并嘱咐我遇事要冷静、沉着，该大胆时就要大胆，不要惊慌失措，最危险的时候只要能镇定自若，往往会转危为安的。五港口炮楼的主官是伪军的一个队长。他的家就在五港口附近的庄子里。我通过他本庄子的人同他取得了联系，经过多次的接触，把他争取了过来。

后来这位队长成了我的朋友，这个据点也成了我们的情报站和交通站，他经常给送来日军的情报，我们部队从他的炮楼下通过也十分安全。我因工作需要常常到他的炮楼去。有一次，我进了炮楼刚刚坐下，日军小队长乘汽车就到了，我已经无法脱身，而且炮楼内又无可躲藏的地方。伪军队长灵机一动，把麻将牌铺到桌子上，凑了四个人，装作打麻将。日军小队长进炮楼后，伪军队长告诉他说这是我家乡的朋友，是来送情报的，是为皇军服务的。日军小队长说“很好，很好，谢谢，谢谢”，就坐车走了。

伪军队长吓出了一头汗，而我却神态自若，没一点恐慌的样子。

这就是我牢记着黄老的教诲，遇事沉着，该大胆时要大胆，不要惊慌的结果。

从我亲身经历的这两件事中，使我体会到了黄老把政治斗争与军事斗争很好地结合起来，争取中间势力，瓦解敌军，把可以团结和可以利用的各种力量，都争取、团结到我们方面来，为军事斗争服务，最大限度地孤立敌人，从而战胜敌人。这绝不是一般的军事指挥员能够做到的，必须是很有政治头脑、政治谋略和高超的斗争艺术、军政兼备的指挥员才能做到。

自行车上的司令部

黄老眼睛高度近视，不戴眼镜几乎不能进行正常的工作和生活。所以他除了睡觉之外总是戴着一副高度的近视眼镜，即使戴上眼镜，夜里也还是看不清楚。这给他在工作和生活上带来很大不便，特别是在战争年代，行军、作战困难就更大了。

他虽然有马，因看不清马橙，上下不方便，让别人搀扶嫌麻烦，所以常把马让给别人或病号骑，自己却和大家一起徒步行走。

1939年在河北的红子殿、温塘战斗中，缴获了一辆自行车。

我利用休闲时间练就了骑自行车的好本事。1941年我调到师司令部工作后，和侦察排长惠汉良同志在行军时，经常用自行车轮流带着黄老。谁也没想到，这自行车竟成了黄老的司令部。

黄老坐我俩的自行车，不仅以车代步，还边走边聊天，了解到许多情况。例如，黄老坐惠汉良的自行车了解到不少根据地周边敌军的情况，因为惠汉良是侦察排长，对当时周边敌军的数量、装备、部署、动向以及素质、士气等都了解得比较具体。黄老坐我的自行车聊天时，了解到不少我们部队本身的情况。有一次，我用自行车带着黄老边走边聊，他问我:“王扶之，你在二十二团工作了不短时间，你对二十二团怎么看?放开说给我听。”

手以兑:“二十二团建立于1930年，当时叫光山独立团，1932年编人徐海东、吴焕先率领的红二十五军称二二三团，从那时起就成为该军主力中的主力。这个团从鄂豫皖长征到陕北，一路上都是首当其冲，被誉为开路先锋。一直到现在，还是一支主力团队，这是全师公认的。可是近年来，我有一个不成熟的感觉，同时也听到别人的一些反映，说该团有些骄傲自满、固步自封情绪，对上级的指示执行也不是那么认真了……”说到这里黄老把话接过去说:“你把二十二团的要害说准了，讲得好，我正准备告诉八旅，拿一些时间对二十二团进行整顿，不能让该团的这些致命的缺点发展下去，要悬崖勒马，彻底纠正，否则发展下去不得了。”

1942年1月17日，黄老在三师政治部主办的《先锋》杂志上发表了《希望第二十二团的工作来一个彻底转变》一文。这是黄老根据第八旅旅长田守尧在第二十二团检查工作反映的情况和黄老自己的调查写的。显然，我和黄老在自行车上关于二十二团问题的那次谈话，对黄老写此文时起了一定作用。黄老写该文的目的是提醒第22团全体指战员，尽快克服缺点，努力改进工作，“使二十二团顺利地达到精兵建设的目的，保持主力兵团的地位”。二十二团接受了黄老的批评，并进行了整顿，工作有很大起色，在以后的历次作战中屡建战功。

有时遇到紧急情况，黄老就在自行车上随时指挥处理。1943年春，日军对盐阜区(包括盐城、阜宁、淮安、涟水等抗日根据地)进行大规模“扫荡”，师部只带着一个特务营转移，没料到在阜宁县境内的芦堡外旧黄河堤附近，同日军遭遇。特务营随即依托旧黄河堤展开战斗，战斗十分激烈，拼起刺刀，特务营伤亡甚大，黄河堤临时防线有被敌军突破的危险，师部指挥所就设在距黄河堤不到200米的芦堡村内。特务营营长陈金保、政委(当时特务营设政委)黄励华请求师指挥所立即转移，然而，黄老就是不肯走，他说:“师指一撤就会动摇军心，后果严重，不能撤，部队伤亡再大也要顶住。”就在这时，我看到特务营的部分阵地已被敌军突破，该营伤亡过大，无力反击恢复阵地。在这万分紧急的情况之下，经同志们苦苦劝说，黄老才勉强地同意转移。黄老坐上我的自行车，同师指挥所的其他人员一起撤出战斗。在转移途中，他坐在自行车上，命令我们作战科立即调单家港附近的八旅二十二团一个营增援特务营，并掩护该营撤出战斗。师指挥所转移到苏家咀以东的安全地区之后，黄老才算脱离了危险，我们大家也都松了一口气。就在这样危急紧要之际，黄老却泰然处之，指挥自如，沉着得使人提心吊胆，真是大将风度。

要知松高洁待到雪化时

黄老一生多坎坷。为坚持真理，坚持正确意见多次遭到不公正的待遇，几起几落。但他都是以党的利益为重，从大局着想，忍辱负重，从不计较个人的得失和恩怨。

1977年12月，黄老被任命为中央军委顾问。1978年12月，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他被增补为中共中央委员，并当选为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书记。黄老历尽劫难，终于复出了。如何对待复出?这对于每一个老共产党员来说，又是一次严峻的党性考验。有的同志看到黄老整天都忙于为别人搞平反昭雪，恢复名誉、待遇等工作，而惟独没有理会他自己的蒙冤昭雪问题，于是向他建议，提出，你蒙冤十八年的是非问题未分清，原级别、待遇也没恢复，这些问题现在应该解决了，不能再拖下去了。黄老却说:“不能把历史上所有旧账都翻出来细算。这对党、国家和人民都没好处。再说，为个人问题去翻历史的旧账，很不值得。不要为个人是非高下而浪费为党工作的时间。”这又一次显示出这位老共产党人的青松般高洁。

黄老复出从山西回到北京后，被安排住在南池子，就是我以前在总参工作时住过的那个院子，都是些旧房子，多年没有维修过。不仅透风，还漏雨。我住的时候就应该修。我迁出后一直也没有修过。没想到黄老复出后，作为军委的顾问，中央纪检委常务书记，竟然也住进了这幢旧房子。我们这些老部下到他家去拜访，遇上下雨时，看见屋里地下摆放着盆罐，接从屋顶上漏下来的雨水，都感到心中难平并赞叹不已。据说，管理部门曾提过要给他搬到条件较好的房子去住，他不同意;后来又提出把房子大修一下，黄老问:“要多少钱?”回答说:“就几万块钱。”黄老说:“花那些钱去修，没有必要。哪里坏了就把哪里修一下就行了，能节省一点就节省一点。现在我们国家还很穷，钱要用在正地方去。”就这样，黄老在这里一直住到他逝世。说起来住房问题是个生活问题，似乎无关紧要，但它确实是一个最直接最实际地关系到个人的物质生活待遇和反映着一个人是否贪图安逸享受的大问题。而黄老就在这幢旧房子里度过了他从山西回到北京后生命的最后十年。从这个细微之处，我们看到了一个共产党人的光辉形象，看到黄老艰苦朴素的真切思想品格，看到了他把个人利益置之度外，一心一意为党的事业的伟大而高尚的革命情操。

黄老复出后，许多同志去看望他，其中有些是在黄老蒙难时对他进行过错误批判的人。这些人去看望他时心情十分惶恐，既感内疚，又担心黄老不能原谅。然而当他们向黄老赔礼道歉，甚至痛哭流涕，忏悔不已时，黄老总是很和善、很诚恳对他们说:“过去的事已经过了，今天没必要提它了。在当时那种情势下，你们如果不批判斗争我，你们也过不了关啊!所以说，你们是没有责任的”。他告诫他们，要在有生之年，好好保重身体，为党多做些工作。这些人听了黄老的肺腑之言，深受感动，心情豁亮一了，重负卸下了。

我由总参作战部部长下放到山西省军区任司令员时，恰值黄老被放逐山西。当时，我虽然暗中经常关注他的精神生活与物质生活，并在不会引起人们注意的情况下，尽量给点可能的关照。

为了不给黄老惹出祸来，我没有公开地前去探望他。“四人帮”粉碎之后，当中央通知山西省委让黄老重返北京时，我和省委其他同志到晋祠为他送行。我对黄老说:“您这次到山西来的情况，我都清楚。我怕给您老惹下不应有的祸来，所以一直没有来看您，请您老谅解。”黄老说:“我十分理解你的处境。你做得对，谢谢你的关心。”

黄老蒙受近二十年的不白之冤，多次受到人身攻击与人格侮辱及放逐、监禁坐牢，他的这些遭遇，虽然和毛泽东同志的晚年错误有关，但当他复出后，在我们党内和社会上，有些人反对与低毁毛泽东思想时，他从党的事业的大局出发，置个人的恩怨于度外，运用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于1980年11月，在中纪委召集的一次全国性的会议上发表了正确评价毛泽东同志的功过，坚定确定毛泽东思想为我党和我国人民不可动摇的指导思想的激动人心的长篇报告。他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以自己亲身经历的事实，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作了科学的评价，严肃地批评了某些人在这个重大政治原则问题上的轻薄态度和不负责任的作法。这篇报告，澄清了人们的混乱思想，起到了稳定大局的作用，为正确解决我党我国未来发展前进的政治方向，也可以说是根本的政治路线问题作出了极大地贡献。这是我们全党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是我们党“七大”以来，对毛泽东思想的再一次肯定。这篇报告充分地显示出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的宏大胸怀和铮铮风骨。

纵观黄老的一生，他不仅在中国革命的军事斗争中创建了不可磨灭的功绩，而且在我党我军的政治路线斗争与政治思想工作的发展建设等方面，都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建立了卓著的功勋。

2001年12月配资分析工具